上官乃大并未急着动用旧日关系网。他深知，此事必须谋定而后动。他让苏婉清磨墨，亲自修书数封。一封是给仍在兵部任职、绝对可靠的老部下，询问临州兵备情况及赵文昌其人的官声风评；另一封则是写给一位致仕后隐居临州附近、以刚正不阿着称的御史同年，请他暗中查访韩青所言虚实。

“夫君是打算……”苏婉清看着丈夫凝重的侧脸，心中明了，他已然决定要管这件事了。

上官乃大放下笔，叹了口气：“婉清，我虽离了朝堂，但眼看如此冤狱，若置之不理，于心何安？况且，韩青是我旧部，他信我，才来寻我。这份信任，我不能辜负。”

苏婉清握住他的手，温言道：“妾身明白。夫君非是逞一时意气，而是要行心中正道。只是，对方树大根深，我们需寻一稳妥之法，既要伸张正义，亦要保全自身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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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回信陆续抵达。

兵部旧部的回信证实，临州驻军将领与赵文昌过从甚密，且近来确有异常调动，似有弹压地方之嫌。而那位御史同年的密信则带来了更详细和确凿的信息——他动用旧日人脉，暗中查访了数位侥幸逃脱的韩家旧仆以及狱中目睹韩青妹夫惨状的胥吏，证实了赵文昌构陷、逼死人命、强夺家产、掳掠女眷的罪行，甚至还有他贪墨税银、勾结地方豪强欺行霸市的更多劣迹。信中附有部分人证画押的供词副本。

证据在手，上官乃大心中有了底。但他也清楚，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扳倒一个根基深厚的实权通判，尤其是其背后还站着朝中的大人物。直接上奏，很可能奏折未到御前，就已被人截下，打草惊蛇，甚至会引来对方对韩青乃至自身的疯狂报复。

他需要一条更稳妥，更能击中要害的路径。

“夫君，或许……可以从‘利’字入手。”苏婉清在仔细阅读了所有信息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点，“赵文昌如此肆无忌惮，所图无非是财与色。他强占韩家产业，贪墨税银，其财富来路不正。若能找到他贪墨的直接证据，尤其是涉及朝廷税赋的证据，便是触及了国法根本，任他背后是谁，也难以公然袒护。”

上官乃大眼中精光一闪：“不错！贪墨军饷，陛下或许因边关稳定而有所顾忌，但贪墨直接影响国库收入的税银，乃是动摇国本之重罪，尤其在新帝锐意改革、整顿吏治的当下，更是撞在了刀口上。”

方向既定，上官乃大开始动用他数十年宦海沉浮积累下的人脉与智慧。他并未直接联系任何一位仍在高位的朝中大员，而是通过一些看似不起眼，却身处关键位置的“小人物”进行布局。

他让韩青秘密联系其在临州军中尚存的一些正直旧部，设法拿到赵文昌与军中将领往来、可能涉及利益输送的线索。同时，他请那位御史同年，利用其在都察院的旧关系，将部分确凿但非核心的罪证，匿名递交给了一位以铁面无私、不惧权贵着称的年轻御史。

另一方面，上官乃大亲自给在京的长子上官守业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并未明言此事，只是以探讨时局的口吻，提及“近日闻江南吏治有疴，尤以税赋之事为甚，恐伤及国脉，望吾儿在翰林院修史论政之时，亦当关注时弊，引以为鉴”，并随信附去了一些关于整顿江南税政的“个人见解”文章，其中巧妙嵌入了类似赵文昌所作所为的案例剖析。

上官守业接到父亲家书，反复研读，他深知父亲不会无的放矢。结合近来听到的一些关于临州的风言风语，他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深意。他并未直接上奏，而是利用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在参与编修先帝实录、与清流同僚议论时政时，有意无意地将“江南税政之弊”与“地方官吏贪墨枉法”联系起来，引发了朝中一部分重视吏治官员的讨论。

这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涟漪渐渐扩散。

就在上官乃大暗中布局的同时，临州的赵文昌也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先是军中与他交好的将领提醒他最近似乎有人暗中打听他的事情，接着他在府衙的心腹也报告说，似乎有京城来的陌生面孔在暗中查访韩家的案子。

赵文昌心中惊疑，但他仗着朝中靠山，并未太过慌乱，只是加紧了灭口的步伐，同时派人追查韩青的下落，并试图将韩家女眷转移。

然而，他低估了对手的老辣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