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我叫刘松风，那年我十七岁，还在上高中，那年也是我上高中的最后一年。

家里条件并不好，我本想早点出来做事减轻一些家里的负担，可姆妈不准。她的思想开明，比许多接收了新思想的人们还要开明，她明白读书明理这个道理。

那一年上海很热闹，不，应该说是整个中国都很热闹。

一月份的时候日本人进攻了闸北，我们中国人的上海又少了一大块。

3月份的时候日本人扶持了原来的皇帝在东三省成了了一个伪满洲国，我们的老师说这是日本人不准备走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

我没有上过大学，不过那一年我却有幸去了一回大学。

圣约翰大学在那一年与我的中学联合搞了一次夏令营，我见识了大学的样子，更结识了指引我人生道路的老师——徐知秋。

他既是坚守独立精神的文人学者，也是直面强权批判时弊，更是献身教育点燃革命火种的共产党人。

那年的春寒持续的时间很久，我缩在教室的后面搓手取暖，徐老师夹着一摞书推开了门。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穿灰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镜片后那双眼睛却亮得灼人。粉笔在黑板上画出遒劲的“民族”二字时，粉灰簌簌落在他的破布鞋上。

“何为亡国灭种？”

我与在座的同学都答不出来，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望。

那天我留堂到很晚才走。

徐老师好像很喜欢我，他塞给了一本包着《三国演义》书皮的《共产党宣言》。

油墨味混着他身上的艾草香，烫得我手心发汗。

我躲在被窝里看的，看不懂，但很振奋人心。

淞沪停战协定签署那夜，徐老师带我往苏州河撒传单。租界巡捕的哨声追来时，他把我推进腌菜缸，自己迎着警棍走去。

我在医院偷看他换药，纱布下淤紫的腰腹像幅狰狞的山水画。

他咬着牙换纱布，一声不吭。

“当年李大钊先生被绞死时，铁链磨得锁骨都能看见白骨。松风，人活着总得信点什么，有些东西比命重。”

我开始跟着徐老师唱《国际歌》，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颤抖，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激动，一种心里有力量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