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冬，河东战局急转直下。隋朝旧将王行本据守蒲州（今山西永济），凭借黄河天险与刘武周形成犄角之势。这处前朝遗留的钉子，自去年十二月尧君素战死河东后便再未易手。潼关以东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入长安，太极殿的铜壶滴漏声仿佛催命的鼓点。
河东烽火其实早已撼动长安唐朝朝廷，太极殿的烛火在寒风中摇曳，李渊凝视着案头堆积的军报，指尖掠过绢帛上"蒲州未下晋州告急"的朱批。
这位开国君主深谙地理之势，王行本扼守的蒲州（今山西永济）如楔入黄河的利刃，与刘武周占据的晋南形成夹角，若两股敌军会师渡河，关中平原将无险可守。
唐高祖李渊思考良久，亲笔写下诏书称："敌军势头如此凶猛，难以正面交锋，应当放弃黄河以东地区，全力固守潼关以西疆域。"
他提笔的手悬在半空，墨汁滴落绢帛，晕开"宜弃河东"四字时，分明听见太原起兵时将士们"克复中原"的誓言在耳畔回响。
这封手诏在朝堂引发震动。
偏殿内，李世民正对着羊皮地图上的盐池标记陷入沉思。这位二十二岁的秦王比任何人都清楚，刘武周与突厥联军的真正威胁不在刀锋之利，而在其对河东盐铁命脉的掌控。
秦王李世民连夜具表上奏，其文至今仍存《全唐文》残卷："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惋。"字字如铁，力透纸背。他在奏章中特意强调太原粮仓"粟支十年"，盐池"岁入百万"，这些数据皆出自起兵时的府库档案。更提出"愿假精兵三万"的精准请求，这个数字经过精密测算，既保证机动性，又不至抽空关中防务。
李世民蘸墨疾书，奏表中特别标注"太原仓廪积粟可支十年"的数据，这是当年晋阳起兵时他亲手清点的数目；又细述虞坂古道每日运盐三百车的实况，每个数字都在拷问着父亲放弃河东的决策。
太极殿内，李世民当庭剖析战局，手指重重叩在柏壁地形图上，"陛下，突厥狼骑善野战而不耐久围。宋金刚孤军深入五百里，粮道皆经吕梁险隘。若以精骑断其归路，贼必自溃。"
这番判断源自他月前派斥候绘制的敌军补给路线图，更暗含对裴寂驱民焚粮之祸的反思。
李世民继续说道：“太原是奠定帝王基业的根基，更是国家命脉所在；河东地区物产丰饶，是供养都城长安的重要依托。若将这两处要地拱手相让，臣实在痛心疾首。恳请陛下拨付三万精锐之师，臣必能剿灭刘武周，收复汾州、晋州失地。”
十月二十四日，唐朝皇帝李渊亲临华阴长春宫为儿子李世民及出征将士送行。
长春宫旌旗蔽日。李渊亲赐李世民黄金甲胄，玄甲军精骑的马蹄在冻土上叩出沉闷回响。史载大军含关中府兵、元从禁军及陇右蕃兵，总兵力恰符三万之数。李世民特意将缴获的突厥战旗悬于阵前，既是震慑敌胆的心理战，也暗含破解刘武周与突厥联盟的深意。当三军誓师的呐喊震落终南山积雪时，一场决定大唐国运的远征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战略抉择的背后，暗藏初唐权力格局的微妙博弈。李渊放弃河东之议，实为保全关陇集团核心利益；而李世民力主东征，既是对其太原起兵旧部的责任，更是拓展秦王府势力的关键一步。
北宋《太平御览》特意记载了当日长春宫阶前的细节：李世民接过虎符时，目光掠过东方天际的启明星，那颗星辰正指向河东战场。
而李渊最终颤抖着将虎符交付儿子时，不仅因为那句"国之根本"的泣血进言，更是看透了这场危机背后的转机，收复河东之战，或将成为新王朝凝聚人心的关键转折。
公元619年冬，秦王李世民力主征讨刘武周、收复汾州晋州的战略决策，成为唐王朝由生存危机迈向兴盛的关键转折点。这场战役如果胜利，不仅能够解除威胁关中的心腹大患，更可以在军事、政治、经济三个维度重塑初唐格局。
秦王李世民的战略主张，其历史意义在于直接扭转了李渊意图放弃河东的消极战略，以"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的鲜明立场，确立了坚守河东的战略方针。
李世民在奏表中精准指出河东地区"殷实可资京邑"的经济价值，特别是盐池年产百万斛、粮仓存粟支十年的具体数据，为战略决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依据。这一主张还展现了李世民独特的战略眼光，他敏锐洞察到刘武周与突厥的松散联盟关系，提出"以精兵速战"的可行性方案，既避免陷入长期消耗，又可震慑突厥势力。
更重要的是，这一战略主张奠定了"以战固本"的军事思想，通过收复核心经济区来增强政权实力，而非单纯防御退缩，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唐朝应对危机的重要战略范式。在当时唐政权立足未稳之际，这一主张的提出本身，就彰显了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宣示意义。
历史证明，武德二年冬天的这场远征，不仅是地理版图的收复，更是开创性治国理念的第一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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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二年（619年）冬，河东战局急转直下。隋朝旧将王行本据守蒲州（今山西永济），凭借黄河天险与刘武周形成犄角之势。这处前朝遗留的钉子，自去年十二月尧君素战死河东后便再未易手。潼关以东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入长安，太极殿的铜壶滴漏声仿佛催命的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