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拿起桌子上的苹果削了起来，沙沙的声音让人浮躁的心绪沉静了下来。

“我和你爸这辈子都在为了以后的生活做选择，但是到头来才发现，我们也没什么能选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亲生爸妈的名字，父亲李博明，母亲徐修平，他们的恋情比我之前见过的那些顺利多了，青梅竹马，父母之命。

两个人带着一辆崭新的二八大梁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我爸在化工厂，我妈在纺织厂，日子平顺和乐。

可是在我出生前几年，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我爸妈有所察觉，他们的心思就活络了起来。

两个人每天寻思着找一些更好的生计，正赶上我爸那边有亲戚在早些年搬到了新疆哈密，于是这就成了他们的门路之一。

用我妈的话说那是我爸的二叔一家，大概在60年左右随着政策从黑龙江去了哈密支援新疆铁路，大批铁路工作人员拖家带口迁到了哈密。

那些年哈密的铁路和煤矿是最繁忙的，白蒸汽黑石头，三道岭依靠着煤矿逐渐成了一个设施完善的小镇。

那个年头内地经常有地方闹灾荒，于是地大物博的新疆也成了内地人搬迁的一个选择，而且有意思的是大家很喜欢投靠亲戚，大部分人就算要背井离乡也会选一个有熟人的地方，而新疆当年的外地人源源不断，支边戍边的内地居民数不胜数，而他们的亲戚再陆续投奔。

我们家就是赶在黑龙江下岗潮之前投奔到了新疆，当然了我们家只有我妈和我爸两个人来到了哈密，我妈说了，长辈们都说就他们俩跟倔驴一样，拦都拦不住。

值得庆幸的是他俩躲过了最黑暗的下岗潮，老家的亲戚真是过了一段时间黑暗的日子，炖一颗冻白菜都是求之不得的美味了。

当时铁路和煤矿都缺人，我爸运气很好的上了火车，当时的火车需要有人不断往炉子里铲煤，我爸就是干那个活儿的，可以叫司炉。

他有两个搭档，司机和副司机，他们三个挤在狭小的车厢里，一路上忙得昏天黑地。

其中的司机是个维吾尔大哥，他有一个标志的名字：阿卜杜外力，他俩每天一起上车一起下车，没两天他们的口音就串了。

我爸经常瞎说话，跟阿卜杜分开的时候总要说句：“ata吃啥呀ata啊！别忘了xilay嗷！”

我妈说ata是明天的意思，xilay是工作，他就喜欢这样跟阿卜杜说话，阿卜杜也爱教他，我妈说他俩算是对上眼儿了。

那个时候的火车不好开，司机要不断把头探出火车查看路况，经常一开就是半天，天暖的时候暂且不说，大冬天那实在是遭罪，而我爸要在里头填煤，车厢里热得像烤炉，他俩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一个冻死一个热死。

每次我妈去迎我爸下班的时候就能看见他们俩一个红得像喝醉了，一个黑得像烧糊了。